战争不仅在前线展开，也在后方进行，在土地上进行。
七月初，站在灞桥上，看着又一批满载粮食的船只沿渭水东去，萧何与张苍这两位镇守朝中的大员重重舒了一口气，对视一眼，庆幸地说道：
“多亏去岁摄政勒令关中所有轮耕公田私田，都种满了宿麦，如今却是救命了！”
从开春后，黑夫东出函谷，关东反王豪杰只知道吃秦仓陈粮老本，却不事生产，许多地方被战乱波及，田地荒废，于是，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关中便一力承担了主要的军粮供给，每个月都有数十万石粮食东去，以至于进入盛夏后，咸阳仓禀渐空。
眼看粟尚未熟，仓吏们难免着急上火，好在五六月间，郑国渠和上林中大片大片的麦田却已金黄……
麦子很早便被中原人种植，但最初时，小麦的栽培季节和原有的粟、黍等作物是一样的，即春种而秋收。
但渐渐地，擅长种庄稼的周人农夫却发现，小麦的抗寒能力强于粟而耐旱却不如，最适合小麦播种生长的，不是春天而是秋天。于是，当某位不知名的周人农夫试着将一捧麦种留到秋初才播种时，冬小麦，也就是“宿麦“便应运而生了。
由于北方的粮食作物多是春种、秋收，每年夏季常会出现青黄不接，引发粮食危机，而宿麦的出现，却给了旱地农业的中原地区一个除了囤积陈粮、种植大豆、渔猎采集外的解决方案：它正好在夏季收成，可以继绝续乏，缓解粮食紧张，一旦遇到灾年，秋天绝收，可以立刻补种宿麦，防止灾情扩散。
再加上同样一亩地，麦子亩产远胜小米，于是宿麦便受到了重视，顺利跻身五谷之一。
至少在周朝时，便以宿麦列入五谷，祭祀祖先的习俗：“维四年孟夏，王初祈祷于宗庙，乃尝麦于太祖。”
六月尝新麦，也成了一个隆重的日子，晋景公就是在尝麦那天腹胀如厕，结果掉进去溺死的……
但即便有如此多的好处，宿麦也只是小米的备胎，饮食习惯是最冥顽不化的，中夏之人的饮食，还是粒食为主，并将此视为自己与蛮夷戎狄的区别。
食麦也是麦饭，但这玩意蒸煮出来，饭的口感特别差，所谓“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不得已而食之耳。
去年入主关中后，萧何便向黑夫禀明过这种现状：
“在关东，麦饭是父母下葬时守丧的食物，又有官员以食麦饭不饷新米，而称廉吏。”
“更有甚者，在以稻米为主食的楚地，麦饭在甚至连喂猪狗的碎稻米都不如。楚人常年吃稻米饭惯了，厌贱麦饭，以为粗粝，既不肯吃，遂不肯种，祖父既不曾种，子孙遂不曾识。”
即便后来有了磨、碾子，情况也没得到多少改观。
十年前，内史腾听了黑夫的建言，以麦磨面供关东迁虏为食。尽管面食可口，但能接受的人不多，不开玩笑的说，在普遍粒食里，忽然搞出面食来，简直属于典型的歪门邪道，跟“礼崩乐坏”是一个性质。
因为一直有“麦子有毒”的传闻，那十几万户关东迁虏，一开始以为秦人要毒死自己，差点闹出了反叛，后来虽然勉强吃下去，但依然觉得，自己命不久矣，甚至有人一边大嚼香脆的麦饼一边流泪者……
直到好几年后还活得好好的，那一批迁虏，才渐渐接受了这种食物，面食甚至成了他们这个群体里独特的小吃。
但让人无语的人，只要有机会，他们往地里种的，还是小米而非麦子……
迁虏尚且如此，更勿论秦人了，所以整个秦始皇时代，关中的麦子种植面积，一直难以增加，直到黑夫入主，依然是“关中俗不好种麦”。
但天下板荡，黑夫让萧何、张苍计算存粮，料到次年夏，必定闹饥荒，需要大量夏日成熟的麦子来救急。
没法子，只能靠强制的行政命令了。
于是黑夫让陆贾将种麦子，提到了上纲上线的程度：
“古有后稷作史，它谷不书，至於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於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皇天后土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今摄政诏治粟内史，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
为了鼓励民间种麦，本来是米饭党的黑夫，甚至将麦面制成的食物搬进了咸阳宫的官服食堂，自己和九卿大夫们每天馒头就小米粥，心里胃里愁苦，脸上却得表现得欣喜万分，赞不绝口。
结果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太医令夏无且，却极力劝阻这点，还告诉黑夫：
“此剧毒也，摄政以身试毒，是欲弃天下于不顾么！？”
黑夫：？？？
……
被如此告诫，黑夫当时是黑人问号脸的。
夏无且却振振有词：“宿麦秋种夏熟，受四时气足，自然兼有寒温，粒热麸冷宜其然也。故宿麦汤用，不许皮坼，云坼则温，明面不能消热止烦之，更有丹石之毒也！”
意思是，要用完整的小麦用水煮熟之后连汤带水一并食用，也即粒食，不能加工成面粉。否则就会中毒“病狂”，乃至死亡！
这说法明显可笑，黑夫后世没听说过吃馒头和面包，会毒死人的。
也不是老夏愚蠢，哪怕再过几百年，到了唐朝，长安人天天嗑胡饼的年代，药王孙思邈竟还觉得麦子有毒，吓得好多人弃面食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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