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县的代理知县，杨津正也不是就真正的可以做到了只手遮天，也不是说这个县就是他说了算！
每个线都会有县丞以及主簿等配置！这些人都有着向皇帝上书的权利！！一旦作为代理知县的主官杨津正，但凡有个不轨举动，立马会被捅到了皇帝面前。
这种官员，名为副手，实则也是监督和牵制！其中意义已经无需多言！
也就是说事实上的一知县权力其实并不大，以清朝的为例来佐证！
清朝时，地方行政以省、府、州、县，知县在地方行政官员体系中，属于级别较低的一层。大兴、宛平这两个级别稍高的京县知县，也不过正六品，普通知县则是正七品官阶。
不过，知县级别虽低，但对它们的选拔任用，历来受朝廷重视。一般而言，知县需要接受吏部审议，地方督抚考核，才可获得实际官职。按照宣统三年统计显示，当时全国有1263个知县职位。
过去古代中国地方治理中，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意思是朝廷对地方治理，基本只渗透到县一层的行政机构，再往下更多需要依靠宗族和地方乡绅维持。所以，知县是过去地方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处理实际事务的地方官员。
在清朝地方行政职权划分中，知县才是真正处理地方实际事务的官员，而他们的上级主要通过书面公文的方式，监督知县工作。
正因如此，清朝知县对地方行政治理，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下，朝廷政策需要由知县实际负责。往上，他们比上级衙门更了解民间实际情况。所以，知县人选优劣，决定朝廷政策能够成功推行的关键。
所以，知县级别虽然不高，但需要处理的事务却极为复杂，朝廷授予的职权也不少。当然，中国地大物博，各地情况差异较大，知县职权也并不完全相同。如果是在江南地区任职的知县，需要承担更多漕运粮食征收的任务。如果是北方一带任职的知县，需要承担更多征调百姓服徭役的任务。如果是处在交通要地的知县，就要负责接待来往官员。情况不同，职权有变。
一般而言，知县所需要负责的职权，主要包括：刑名、钱谷、治安、教化。刑名就是刑事上面的事务，包括民间纠纷、诉讼在内。清朝的时候，知县会在每月选择几天时间，接受百姓递交的讼状。
尤其是每年二月到十月，这是朝廷征收赋税的时间，知县还会对那些征收赋税不力的衙役，以及没有按时交税的百姓进行问讯，必要时会进行惩罚。全年只有春节和农忙时期，可以稍微歇息。刑名事务，其实跟钱谷有关。
对于清朝知县来说，地方赋税是否征收得力，属于考核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清朝时，地方每三年进行一次全面考核。考核过程中，会对官员政绩进行评估，评估结果直接决定官员的仕途升降。当然，如果知县私自加征赋税或滥用刑罚，也会受到惩罚。
因为知县如果在地方实行苛政，就容易引起百姓怨念，造成动乱。《大清律例》载有明文，地方官在考核评价中，如果得到“贪”“酷”评价，除接受惩罚外，还会被革除职位，永不叙用。
这也是为什么治安会成为知县职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朝廷不希望看到地方动乱，就会把责任压在知县身份。想要维持治安，又不能只靠法律，教化成为其中的关键。
教化的办法有很多种，比如劝说农桑、开办学校、引导百姓婚嫁丧娶事务、祭拜孔庙等。教化的目的，就是劝导百姓良善，让民风淳朴，不需要一直依靠法律来解决民间纠纷。
当然，知县的职权，也代表获得相应权力。不过，除了明面规定的权力，知县还有许多隐性权力。清朝的时候，对地方衙门的设立十分简单。县衙中，除了知县外，只有县丞、主簿、巡检等职位。跟一个县的繁杂事务相比，这些人手根本不够。
所以，清朝的时候，县衙中还有三班六房的衙役。衙役大多由当地人任职，且有世袭的可能。这跟知县有很大不同。清朝地方官一律不得在本省任职，即便调往外省，也必须在家乡五百里外才可以。
所以，很多知县上任时，都会带上自己的家丁、长随，聘请幕僚师爷，协助自己处理事务。朝廷为了减免开支，处理好地方公务，也默许了这一情况。
因为知县的家丁、师爷、幕僚长随，都是由知县自己花钱养活，朝廷可以不承担相应开支。这些人到地方后，会跟衙役一同参与处理地方事务，把持衙门权力。
他们的收入来自知县，故而对知县极为谦卑，至少要保持表面的恭敬。这些人又不在正式编制内，不属官员行列，清朝的监察制度在这些人当中，无法正常推行。再加上有地方主政官员的庇护，这些衙役胥吏做事往往肆无忌惮，对百姓也极尽勒索的办法。
各种名目的拿钱办法，让百姓走投无路，却无可奈何。而知县如果愿意的话，只要凭着手上权力，借助幕僚书吏，自亲信随从，就可牢牢把持地方权力，成为高高在上的“父母官”。
在我国所有的县和县级市中，很多人口大县的人口都在100万以上，有的县总人口甚至超过了150万人。但是在我国古代社会，一个县只有几十万人口。与此同时，全县的当家人就是七品知县，县衙里总计只有几十个衙役。那么，依靠这几十个衙役，知县大人如何管理全县那么多人口呢？认真的说，知县拥有很多办法，保证了一个地区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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