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养百姓，最要紧的就是‘安静’！昔日汉代孝文、孝景……”
熊卜佑耐心听了半天，发觉刘进士的全部理论就是“统治者应该什么也不做，一切保持原有的秩序运行，免得骚扰了百姓。”
刘大霖接着说：丈量田亩看似合理又利民，实际上在执行中往往会被“宵小之辈”所乘，原是利国利民的事情，到最后反而闹成了害民之举。他很不客气的就把陈明刚的例子拿了出来。
“若没有陈明刚的丈田，我们还想不到这一节……”熊卜佑把这责任直接往他身上一推，“他虽然是假公济私，但是丈田清税赋这件事我们觉得并不为错。”
“丈田清税，无非是要多征钱粮，本县的百姓已经够苦得了！”刘大霖激动起来。痛陈临高百姓的生活状况。他虽然住在县城里闭门读书，但是从家人、亲戚、师友学生和自家的佃户嘴里知道农村的真实状况，农村经济的凋敝和农民的疾苦，他了解的很多。
“刘先生说得都是实情，”熊卜佑道，“但是自从大明开基以来，临高承平快三百年了吧？三百年来百姓却越过越穷，到底是什么缘故？”
“外有黎乱海盗，内有土匪，天灾不断……”
“这只是一部分，刘先生总该知道，临高的户口是在逐年减少的吧？”熊卜佑先从这个问题上入手。
刘大霖当然知道。
“大明开国初年，本县的户籍是有近六万多人，”熊卜佑说，“现在有多少？”
刘大霖张口结舌，他还真不知道本县的户籍人口有多少。
“在籍人口不过二万多。这二百七十年来，临高虽然和先生说得一样，有黎乱、海盗、土匪，但是大体局面还算平静，民生粗安这四个字是当得起的。”
刘大霖点头，这话不错。琼州府虽非世外桃源，但是各种大规模动荡要比大陆少得多。按理说这样的地方户籍人口是应该增加的。现在越来越少，只说明逃亡户和隐户越来越多了。后者他知道，县里不少村子是整村的隐户，托庇在某个地方豪强之类的人物名下。自己名下，也有少量的隐户。
问题的根结，就在这大明的税赋制度上！熊卜佑毫不客气的指出其种种弊端。
他先从大量的“诡寄”“隐田”开始谈，大地主们用种种手段逃避赋税，从而使得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加重了赋税负担。而且大户勾结官府，贿赂胥吏，种种违法行为无人纠正，小民不但无法少交颗粒，还被强行用各种手段增加了额外的负担。
“富家占地万亩不纳一粒米而莫能究诘，贫弱不取寸草岁输重课而无所控制。”土地集中，赋役不均，农民不是逃亡就是投寄他人名下。“……弘治年间，大明的户数，就比洪武年间少了150万，口数少了700多万。论及现在，更不堪了！”熊卜佑侃侃而谈，“这清理田亩，均平税赋已经是不得不办的燃眉之急了！若再是一味的‘安静’，百姓们最终不外乎是强者为寇，弱者陷沟渠！”熊卜佑话锋一转，“刘先生在大陆上故旧甚多，邸抄也看得。如今天下的局势到底如何，总比我们更清楚。”
熊卜佑的材料都是现成的，要事实有事实，要数据有数据，和传统士子空谈“民不聊生”“饿殍遍野”之类的感性套话完全不同。春节过后的社会调查使得穿越集团掌握了大量的本地数据。为了应对类似今天的局面，资料部门早就把资料库里所有掌握的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资料进行了一番总结归纳，写了长篇报告给领导小组阅读，现在领导小组里的每个人都算得上是半个明代赋役制度的专家了。
果然，刘大霖被说得哑口无言，他虽然对临高的农村经济的凋敝状况相当了解，但这也仅仅是了解而已――他的学问不在这些经济之学上。熊卜佑的这番话，说得有理有据，引经据典，让他心生钦佩之情。
不过，这也让他很是疑惑，澳洲人自称是宋人后裔，流落海外数百年。既然如此为什么对大明的事情如此的清楚？连过去的朝廷大臣、地方官员的言行和奏章内容都知道！
看来，澳洲人里必然有本朝的读书人，而且这读书人的学问功底，绝不会在自己之下――十之八九，还远胜自己。想到这里不由得心生警惕。
“受教了！”刘大霖拱手施礼，语气沉重，“想不到澳洲对大明居然知道的如此详细，真是惭愧！”
“一点皮毛之见。”
“熊首长说得，都是正理。只是贵众想过没有？”刘大霖并不死心，“天下的事情有理的办成没理的，好心办成坏事的，举不胜举！贵众要办清理田亩，均平税赋的事情，可有这样的把握？”
“这个我们知道。”熊卜佑正色道，“刘先生，我曾听王师爷、吴太爷说过，过去他们一直想为临高的百姓做几件事，不知道刘先生是否知道？”
“知道。”刘大霖是县里的头号士绅，涉及县里的大事肯定会先和他商议，“剿匪、修路、兴学。”
“办成了没有？”
刘大霖明白他的意思了：这三件事情，吴明晋谋划了数年也未成功，澳洲人来了一年就全办到了――难怪他们如此自信骄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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